而且，徐光启和周嘉谟同属东林党。沈是现任内阁首辅方从哲的同乡，是靠着方从哲的学生、齐党领袖亓诗教的会推，才得以进入内阁的递补名单。
也就是说，邀请耶稣会进京的徐光启，和把耶稣会驱逐到澳门去的周嘉谟是一党的人。发起南京教案沈是反东林党联盟那一边儿的，但在教案这件事上，他又在客观上与东林党的周嘉谟有过合作。
陈邦瞻拿着函件想了半天，愣是没想通朝廷里发生了什么。看起来，徐光启任礼部尚书并邀请耶稣会进京，是东林党人得势的一个侧面体现。但随着这份函件一起到广州的，还有朝廷的邸报。
邸报上显示，东林党的“荐官疏”并没有被通过。在递补天下缺官这件事上，皇上选择采纳内首辅方从哲、吏部尚书周嘉谟、刑部尚书黄克瓒联署的谏言，命令各州县现任最高级官员暂代主官，并宣布于泰昌元年新开恩科。
这则邸报直接把陈邦瞻的脑子给搞宕机了。负责恩科的是礼部与吏部，两部的官员都是东林党人，这很正常，但恩科的前提是东林党的“荐官疏”被否决。
而否决此疏的基础，春闱，又是东林党的周嘉谟、浙党的方从哲，以及无党的黄克瓒联合提出的。
这......这在干嘛啊？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陈邦瞻第一次觉得朝局如此迷幻。
其实也不怪陈邦瞻胡思乱想，因为自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之后，神宗朝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斗争。
“倒张、倒冯案”将文官群体生生地撕成了“保张”和“反张”两个截然对立的派别。
之后，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“争国本”“争册立”“争三王并封”又搞得内外两廷乌烟瘴气。
最后，标志着郑贵妃和皇太子朱常洛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“梃击案”与“妖书案”，更是让朝廷几乎陷入了瘫痪的状态。
中央斗得不可开交，地方也是战战兢兢。生怕哪件事情被敌党抓住，然后成为攻击本党的把柄。不过，万历皇帝也有一点儿好，就是递上去的奏疏他基本不回，不管是举荐还是弹劾，皇帝陛下一概留中不发。
幸亏胡思乱想并没有影响陈邦瞻的例行工作。他以广东巡抚的身份命令香山县县衙向澳门耶稣会传达朝廷的意志，要求县衙在送出邀请函的同时，用命令而非请求的口吻让耶稣会立刻进京。
陈邦瞻有如此态度，是因为在明代，旅居澳门的外国人没有这一隅之地的主权，葡萄牙只是租客，不是主人。
同时，朝廷对澳门实行“建城设官而县治之”的管理方式。也就是说，澳门属于香山县管辖，香山县派驻官差，设置提调、备倭和巡缉等三個行署，同时指派海防同知和市舶提举进驻澳门，管束葡萄牙人的商业及陆上行为。
在陈邦瞻看来，澳门的色目人和朝鲜这样的藩属国臣民无异。如果朝廷要他们进京，只需要像征发徭役一样，给个命令让下面的县衙去执行就是了。徐光启以礼部的名义向他们发出“邀请”，这显然是过于抬举他们了。